夜读｜我的“四大件儿”
昨晚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我背着收音机，戴着上海表，蹬着自行车，在老家的乡间土路上飞奔，梦醒后不由得回想起曾经拥有过的“四大件儿”，那个年代，那些老物件，说来也有一番值得回忆的情趣。
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国的经济状况极为落后。到了七十年代初，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改善，随之，群众生活用品也在不断的更新，新产品陆续上市。当时被人们称之为“四大件儿”的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、手表开始进入一般居民家庭的消费。人们把这“四大件儿”概括为“一蹬（自行车）、二转（缝纫机）、三听（收音机）、四看（手表）”。今天，我就说说这四大件儿。
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
“幸福”摩托车问世时，我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人连个自行车还没有，为了早日能骑上属于自己的自行车，经常借用别人的车子练习骑车。我是一个比较笨拙的人，刚开始学很吃力，把车子推到圪塄底下，大叉腿上车，惹得周围人啼笑皆非。有关我骑自行车的笑话故事也不少，人们不好意思大量传播罢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车技终于练的差不多了，开始琢磨自己买车子的事。1984年的一天，家门口来了一位本地收购农副产品的商贩，我用三副羊杂碎和一头猪的猪毛、猪鬃、猪肠子换购了他骑的半旧不新的红旗牌自行车，就这样圆了我的自行车梦。这辆旧自行车功劳不小，一直伴随我八九年，其中有段时间，两个儿子在暖水三中读书，这辆旧自行车成了他俩上学的主要交通工具。直至1992年我当上了乡镇领导干部，这辆旧自行车才离开了我。这就是我所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，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辆自行车。
我的第一架缝纫机
1973年，我要结婚了，人家的女女们找对象要“三大件儿”或者“四大件儿”，我岳父家这个女女找我的时候只要了“一大件儿”，那就是缝纫机。其主要原因有：一是我岳父是共产党员，特别反对索要彩礼的不良风气；二是我未婚妻是共青团员、生产队妇女队长，带头作用起的也很好；三是我本身家贫，想买也穷的买不起。那时候缝纫机、自行车是紧俏商品，都是由基层供销社分配，我等了一年半后才买到一架分配的燕牌缝纫机。当我赶着毛驴车把新买的缝纫机拉到未婚妻家里时，一家人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儿说，尤其是我的未婚妻……后来这架缝纫机陪伴了我们三十多年，我爱人用它给全家老少三代人缝新补烂不说，还给周围邻居们缝缝补补。直到2004年搬家进城，才把这架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缝纫机丢弃在老家的烂土房子里。
我的第一台收音机
七十年代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信息宣传工具开始普及，东方红、春雷、牡丹等各种牌子、各种款式的收音机在农村逐步露了头角。当时，我们村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集体，老支书雷子善回旗里开会拿回了一个大奖品——春雷牌收音机。我们每次回大队开会或者是办公，总是利用业余时间，由老支书拧开收音机，让大伙儿听听新闻，听听《京剧样板戏》……准格尔旗人喜欢晋剧和二人台，老支书也偶尔让大伙儿听听这些地方戏曲。每一次打开收音机，总能让人听得如醉如痴，迷了魂。我的心里多少回在想，要是自己有个收音机多好，多方便，这拥有收音机的梦想天天困扰着我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用三十元钱问熟人买了一台半旧不新的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。这种收音机体积不大，携带方便，我出门劳动、开会随身背着，有空就打开收听，成了我娱乐和学习的重要工具，村里的老人们管这收音机叫“洋戏匣子”，他们一听到我的收音机声音就说：“听，前唤子的‘洋戏匣子’又唱开了。”
我第一次戴手表
七十年代末，我已经是有点儿名气的大队青年干部了。1978年秋，我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民兵代表大会，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，第一次上省城开会，第一次见大世面。然而，美中不足的是，自己腕上没表。无奈之下，自己戴上我大兄哥的延安牌手表上呼市装了一回门面，见了一回“大人物”。这是我第一次戴手表，虽是借别人的手表，但戴在自己手腕上也感到有几分得意和光彩。到了1985年，我家的日子也开始逐步富裕起来。我们靠卖余粮、卖葵花攒了几个钱，我和我爱人每人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。那时候上海牌手表属于国产名牌，价格一百二十元，能戴一块上海牌手表真的很了不起。当时农村流行的一句山曲儿：“只要亲亲你对我好，我给你买一块上海牌手表……”
就这样，多半辈子下来了，“四大件儿”拥有过，一蹬、二转、三听、四看（有的地方叫做“三转一响”）也享受过，算是无悔人生吧。而今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七十多年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和新时代十年的辉煌成就，使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、繁荣昌盛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家也不甘落后，高清电视、智能手机、名牌手表应有尽有，几乎家家户户出行都有自己的小轿车。这真是：
共产党领导咱达小康，
好日子一年比一年强。
作者简介：
李前唤，中共党员，准格尔旗退休干部，业余时间喜欢文学创作，作品曾在多家媒体发表。
时光流淌不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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